柯华庆教授认为基于理论既能够解释现实和尽可能简单的需要，应当采取三主体模型，将社会分为三种群体：最强者（君主）、少数强者（贵族）和绝大多数弱者（平民）。
经过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的审查，最终于2018年1月，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了《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对夫妻共同债务的认定标准和举证责任分配进行了细化和完善。然而据媒体报道，自2012年11月9日浙江省高院的《意见》出台以来，仅在已公开的裁判文书中，浙江省就有34个市县法院依据该《意见》判决了143起案件。
甚至有学者认为，宣告无效带有准形成性，Vgl.Martin Dietz, Verfassungsgerichtliche Unvereinbarerklärungen: Zulässigkeit, Voraussetzungenund Rechtsfolgen, Peter Lang, Frankfurt am Main, 2011， S.117. [10]Jörn Ipsen, Rechtsfolgen der Verfassungswidrigkeit von Norm und Einzelakt, Nomos Verlagsgesellschaft, Baden -Baden, 1980，S.72. [11]BVerfGE 1，37. [12]Christoph Moench, Verfassungswidriges Gesetz und Normenkontrolle: Die Problematik der verfassungsgerichtlichen Sanktion, darg-estellt anhand der Rechtsprechung des Bundesverfassungsgerichts, Nomos Verlagsgesellschaft, Baden-Baden, 1977， S.98-102. [13]Christoph Böckenförde, Die sogenannte Nichtigkeit verfassungswidriger Gesetze: Eine Untersuchung über Inhalt und Folgen der Rechtssatzkontrollentscheidungen des Bundesverfassungsgerichts, Duncker Humblot, Berlin, 1966， S.21-30. [14]德国虽然有公民抵抗权的制度，可以抵抗任何意图废除自由民主宪法秩序者（《基本法》第20条第4款），但前提也必须是不存在其他的法律救济途径。但需要注意的是，由于我国《民事诉讼法》与《行政诉讼法》关于启动审判监督程序的事由规定得较为宽松，比如《民事诉讼法》第200条第6项和《行政诉讼法》第91条第4项都将原判决、裁定适用法律确有错误作为人民法院应当再审的条件，这就使得如果原生效判决是基于一个被撤销的立法做出的，很有可能被当事人借此作为启动再审的理由，从而试图推翻原生效判决。至于行政行为，除了作出机关自愿纠正外，法院无权通过再审的方式将其推翻。[31]（2）依据无效规范做出的民事行为如何处理？比如一个合同是依据一个无效的规范签订的，规范被宣告无效是否会对其产生溯及力。另一方面，自始无效与自宣告之日起无效背后反映了对效力的不同理解。
[44]（3）对于规范制定者来说，虽然宣告不一致维持了原状，但是违宪的状态不能长期存在，因此立法者有义务创造合宪的法律状态。那么，为什么要让全国人大常委会用法律解释（即立法解释）来取代两高的司法解释？笔者认为，合宪性解释在此有用武之地。铁路运输法院2012年6月份改革完成之后，由所在地的高级人民法院实行属地管理，院长、副院长、审判员由省级人大常委会任免，实现了铁路运输法院从企业司法向国家司法的转变，合宪性明显增强。
因为从案件上诉机制来看，这几种法院以及有些省份所建立的林业法院、农垦法院的上诉法院，都是相关法院所在地的地方高级人民法院，而没有建立完整的专门人民法院的审级和上诉体系。[32]最后，专门人民法院只是作为地方各级人民法院体系的补充，而不是代替地方各级人民法院体系，因此也并不存在对地方司法权的不当侵犯这一问题。比如，1936年苏联宪法第102条就规定苏联之审判权，由苏联最高法院、盟员共和国最高法院、边区及省法院、自治共和国及自治省法院、州法院、依照苏联最高苏维埃决定所设立之苏联专门法院以及人民法院行使之。第一种意见认为，从现行宪法第101条关于任何一个县级以上人民代表大会都可以选举产生一个本级人民法院的规定来看，我国在司法领域继承了苏联的法院地方性原理。
另外，1954年9月颁布实施的《人民法院组织法》严格落实了宪法的要求，其第二章人民法院的组织与职权共设置了基层人民法院-中级人民法院-高级人民法院-专门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法院五节。这两类组织的共同点是都代表最高人民法院作出判决、裁定和决定，但是前一类审判组织作出的判决、裁定和决定不能向最高人民法院本部进行申诉和申请再审，而后一类审判组织所作出的判决、裁定和决定则可以允许。
[6] 其次，宪法第129条第1款关于军事法院等专门法院中的等字应当做等外等理解，即除了军事法院外，宪法授权立法者可以根据实践的需要进一步发展专门人民法院制度，并籍此设立其他类型的专门人民法院。2018年跨行政区域法院改革未能被现行法律接受这一立法结果表明，惟有找到适合的宪法通道，并在此基础上进行系统的制度顶层设计，这一项改革才能顺利推行并实施。本文的分析表明，我国现行宪法已经为跨行政区划法院改革提供了制度通道，但是除非现行宪法的第129条第1款被修改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设立最高人民法院、地方各级人民法院、军事法院等专门人民法院以及跨行政区划法院，否则宪法能为该项改革提供的制度通道只有专门人民法院制度。[25]因此，上述类型的法院都应被视为是特殊类型的地方人民法院，而不是宪法意义上的专门人民法院。
[22]不过，上文的分析表明，基于宪法对地方各级人民法院与专门人民法院的区分，专门人民法院制度作为中央事权，不仅应由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进行制度形成，而且应由全国人大常委会按照跨行政区划的原则统一任命产生并进行机构设置，然后方能完全符合宪法要求。[30] 这种改革设想与最高人民法院巡回法庭目前的职能定位确实是冲突的，因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巡回法庭审理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2-3条的规定，巡回法庭审理或者办理巡回区内应当由最高人民法院受理的11种案件，巡回法庭作出的判决、裁定和决定，是最高人民法院的判决、裁定和决定。秦前红：《国家监察体制改革宪法设计中的若干问题思考》，《探索》2017年第6期，第32-33页。其二，由于专门人民法院独立于地方各级人民法院，而且这种司法体系必然要突破由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按照行政区划产生这一原则，因此专门人民法院的产生和设置属于中央事权而非地方事权的组成部分。
[20] 参见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在沿海港口城市设立海事法院的决定》（1984年11月14日）第1、2、4条。革命胜利之后，列宁领导的苏俄（苏联）强调要建立统一的法院体系。
另外，全国人大宪法和法律委员会也认为全国人大常委会从未就设立跨行政区划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作过决定，目前在北京市、上海市设立的集中管辖有关案件的中级人民法院及人民检察院也不是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决定设立的，因此宪法和法律委员会经研究，建议对跨行政区划法院检察院问题暂不作规定，待条件成熟时再作规定。[3]为了落实上述改革精神，2014年12月2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设立跨行政区划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试点方案》。
对此，前苏联的法律专家曾经做过系统论述。当时的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审议后认为，在知识产权法院初创阶段，可以先在省（直辖市）范围内实行跨区域管辖，待条件成熟后，逐步实行跨省（直辖市）区域管辖。事实上，如果对我国的宪法进行体系化分析，就可以发现，现行宪法可以容纳跨行政区划法院改革。原铁路运输法院管辖的案件由相关高级人民法院指定辖区内其他基层人民法院办理。此后，最高人民法院根据实践的需要又先后自行增设了武汉（1984年）、北海、宁波、厦门、海口、南京（2019）等7个海事法院。其次，专门人民法院的性质决定了其只能是一种小而精的司法体系，只应负责管辖容易受到地方利益和地方观念不当影响的特殊跨行政区划案件，而不能综合管辖所有的跨行政区划案件。
依照Д.С.卡列夫的梳理，在沙皇统治时期，俄国的司法制度在纵向层面是比较分散的，包括普通法院、治安法院、陆军法院、海军法院、宗教法院等。近几年新设的知识产权法院和金融法院，虽然目前只是在省级行政区域内部进行跨行政区划机构设置和司法管辖，但设立机关明确表示，这是为了稳妥推进相关改革而采取的临时性过渡措施，并不意味着这两种专门法院不能跨省设置和进行司法管辖。
[13] 较早持有这种理论主张的文章可参见王旭：《论司法权的中央化》，《战略与管理》2001年第5期，第28-36页。在这一体制之下，我国基本上遵循的是由本级人大及其常委会按照行政区划产生本级人民法院，本级人民法院对本级人大及其常委会负责这一司法组织原则。
其次，对于专门法院案件的上诉权，应当交由最高人民法院在本区域的巡回法庭来审理。相关观点可以参见付荣：《中国海事法院：问题与出路——兼论其他专门法院》，《河北法学》2009年第5期，第146-147页。
从本文的分析来看，我国宪法上的专门人民法院主要是基于办理地方各级人民法院难以公平有效办理的案件这一逻辑而设立，其可以管辖某一类专业性强的司法案件，但专业性强只是专门人民法院的一个特点，跨行政区划设置和进行跨行政区划司法管辖才是其本质特征。王建学教授则认为，（1）中央事权属性只能是针对审判组织的，审判权自身属于国家，并不属于中央或地方。另外，根据最高人民法院2018年8月9日印发的《〈关于增设北京互联网法院、广州互联网法院的方案〉的通知》（法[2018]216号）的要求，在北京市设立北京互联网法院，撤销北京铁路运输法院。在此一方面，可以借鉴军事法院改革的经验，依法对现有的海事法院、铁路法院和知识产权法院进行统一命名和改造，然后根据人口因素、道路交通、案件数量、案件分布等因素，在华北、华东、华南、东北、西北和西南地区设立数量不等的专门法院以及派出法庭，并根据这些区域司法案件的特点赋予这些专门法院对知识产权、生态和环境保护、金融等领域的跨行政区划重大行政、民事和刑事案件初审权。
最后，就应当建立独立于地方各级人民法院的专门人民法院审级体系这一合宪性而言，军事法院的合宪性程度最高，因为新一轮国防和军队改革之后，军事法院不但确立了根据军区（而非行政区）建立法院的原则，而且建立了包括1个高级法院（中国人民解放, 军军事法院），7个中级军事法院（六大战区+解放军总部）和26个基层军事法院（每个战区1-6个）在内的完整的审级和上诉体系。[15]可能是受到了这种看法的影响，所以2017年9月4日的《人民法院组织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提出，要在这部法律中增加经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决定，可以设立跨行政区划人民法院，审理跨地区案件这一规定。
（3）籍此，地方各级人民法院与最高人民法院之间的差别不是中央事权与地方事权之间的差异，只是审级不同。另外，现行宪法第133条要求最高人民法院对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负责。
但这里的统一并不是说只建立一套法院体系，而是指各级法院都要根据统一的、固定在苏联宪法和苏联及各加盟共和国和自治共和国法院组织法中的原则所组织起来并进行工作。截止2012年6月30日，全国17个铁路运输中级法院和铁路运输检察分院、58个铁路运输基层法院和59个铁路运输基层检察院全部移交给地方了。
[23] 在审议最高人民法院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关于在北京、上海、广州设立知识产权法院的决定（草案）》过程中，有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提出，为整合司法资源、统一裁判标准，建议明确北京、上海、广州知识产权法院在全国范围内实行跨省（直辖市）区域管辖。不过，这个问题异常复杂，需要另行撰文进行专题研究。[31]这种担心有一定道理，但是如果采用专门人民法院制度来落实跨行政区划法院改革，相关忧虑可以得到化解。[3] 习近平：《关于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说明》（2014年10月28日），载习近平：《论坚持全面依法治国》，中央文献出版社2020年版，第100页。
[14] 第三种意见则认为，跨行政区划法院既不同于军事法院、海事法院、知识产权法院等专门法院，也不是传统意义上在省、自治区内按区划设立，或在直辖市内设立的不对应行政区划的地方普通法院，而是一种特殊类型的法院。而根据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北京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履职的公告》（2014年12月30日），北京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虽然受理以北京市区县人民政府为被告的第一审行政案件，但这本来就符合中级人民法院的司法管辖权限，因而也不能被视为是真正的跨行政区划法院改革。
一、专门人民法院制度为跨行政区划法院改革提供了合宪性通道 就我国的法院组织体制而言，现行宪法第128条和第129条第1款分别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法院是国家的审判机关。本文主题所限，对此暂且存而不论。
2017年8月成立的杭州互联网法院是依据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会议《关于设立杭州互联网法院的方案》设立的。二、其他制度通道的合宪性缺陷及弊端 有一些学者不同意上述论证，认为除了专门人民法院制度外，还可以通过其他方式来落实跨行政区划法院改革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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